宋国生先生与本文作者（2004）

一、      宋老师是一位继承能力与创新能力都很出色，并能把二者巧妙结合的艺术家

宋老师有着很强的继承能力。他对中国的民间音乐，特别是北方音乐，当然尤其是他自己家乡音乐的稔熟和运用，同样有口皆碑。昨晚吃饭时，宋老师还曾感慨和批评我们当下的民乐教学、作曲教学中，民族音乐内容的缺失。当然，宋老师的继承不仅是对中国民族音乐的继承，他也从西洋等外来音乐和其他艺术门类中借鉴和继承了很多东西。据我观察，宋老师继承和学习的目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保留”，而是为了创造。他认为，创新本身就是一种继承。这个观点是否完全正确，自然还难有定论，但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宋老师才多年锻就了过人的创造能力，并在演奏、教学和创作等诸多实践中，把继承和创新奇妙地融为一体。

也许有些人会说，宋老师音乐创作的语言已经过于陈旧。但我以为，“新”和“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如刚才开幕式上刘文金老师讲的，宋老师的《老两口学毛选》，在那个年代可是一首非常时髦的流行歌曲啊。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音乐语言和风格，我们经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其实按照同样的逻辑，应该推衍出另外一句话：越是时代的越是永恒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宋老师的音乐用那一时代的语言，道出了那一代人的心声。其实，宋老师自己也曾坦诚地说，他的音乐所表现的，更多是民众的特别是农民的思想感情。为此，他愿意做音乐创作领域里的赵树理。艺术家能够对自己有如此清晰的认知和定位，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提到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还会涉及到宋老师对“目的”与“手段”关系的把握。技术上的继承也好，创新也罢，总是被他作为一种手段，为他表达情感这一目的服务。他认为，从总的目标来看，所有的技术都是为表达情感服务的，但从下一个层面看，有时候手段又会成为目的。³比如演奏中的炫技段落，对于音乐整体来说不过是一个手段，但是从乐曲的局部来看，有时其本身又是目的，即展示演奏家的技术技巧。不难看出，他的理论渗透着辩证唯物主义的神髓。

继承与创新，也共同促成了宋老师成为技巧展现及高潮营造方面的高手。为了表现特定的思想情感，他独出新裁地发明了不少新的演奏技法，象弯柱、双跳弓、双弦抖弓、轮弓等。当我们听宋飞演奏《燕赵春潮》的最后段落时，总会被其技巧和情绪所共同营造的艺术效果所震撼。当然，这离不开宋飞的精彩演绎，但我以为，乐曲创作所贴切运用的各种新技法所造就的“紧张度”和渐次推向高潮的情绪积累，是更重要的原因，这是宋老师目的与手段、技巧与情感、继承与创新辩证思维的绝佳范例。

宋老师所以能营造出这样的情绪，发明出这样的技法，和对传统音乐的学习和继承是分不开的。音乐的欣赏是一种期待，每个人在听音乐的时候，总会自然地遵循积淀于心底的民族审美心理去应和、去评判，就如我们在欣赏京剧唱腔的时候，总会在某个特定的关口异口同声地叫好，尽管我们并没有经过相关欣赏的培训，这恰是因为我们骨子里同样流淌着华夏艺术的血液啊。因此，继承民族艺术的精粹，并巧妙地运用于我们的创作中，是感动听众最有效的途径。这既是一种继承，也是一种创新。

大家还可以听一听宋老师创作的《豫乡行》的最后高潮部分，高音区的快速十六分音符的运行掺杂着里弦空弦低音的d音，这个低音所实际形成的节奏重音，分别出现在十六分音符的第一个音、第二个音、第三个音和第四个音，这就客观上造成了节奏重音和节拍重音的错位，给人以眼花缭乱的感觉。⁴这是我们传统音乐中久已存在的手法，宋老师将其借鉴过来并巧妙地加以运用。这使我想到刘文金先生《长城随想》第二乐章的部分段落，一些乐句在很窄的音域内，通过换弦、换指的手法让人体会到无穷的变化，这是借鉴了传统京胡的惯用技法啊。宋老师和文金老师们通过他们的实践证明，我们民族音乐中有许多宝贝，继承和运用得好，就能使其重放异彩。正如宋老师所言：“只要我们带着创新的精神去发现它发展它，它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还可以做到常用常新。

对于继承与创新的好坏成败，宋老师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准，简单说来就是：一切从效果出发。我完全赞同老师的观点。我本人一直持有这样一种理念：一种技术技巧的发明和运用，衡量其是否成功，不完全取决于演奏者自己，更在于听众的感受和评判。我以为，所谓好的炫技技巧，应该是那些实际的演奏难度比听众感觉的演奏难度要低的技巧。对于演奏者来说，这些技巧固然也是较难的，但难得“有理”，难得“顺手”，而听众感受到的却比演奏者感受到的还要难，还要眼花缭乱，还要惊心动魄，这样的炫技手法就是成功的。相反，有些作曲家创作的作品却是，演奏者感觉很难很难，听众却感觉不到它的难，这样的炫技创作就不能算是成功的。大家可以看出，我的观念深受老师“一切从效果出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