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吴祖强 中央音乐学院 前院长 教授  

《炎黄风情》表现了音乐方面我们当代民族文化的复兴。鲍元恺从民间音乐汲取养料与精华，又把西方音乐中的作曲技巧吸取进来，把中国民歌变成了完整的艺术品。这点他做到了，而且成功了。 

——于润洋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炎黄风情”15周年访谈》） 

《炎黄风情》影响了一代人的音乐意识。 

——伍国栋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前院长 

他们有理想，音乐创作基本功扎实，才华横溢，他们并非不懂现代技法，只是由于对生活的态度上或审美尺度上的差异使他们不愿意那样写。在这个艰巨的时刻，第一个破土而出在节目单上响亮地标示出‘植根民族传统，跻身世界乐坛’口号的鲍元恺作曲的管弦乐组曲《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的首演，在中国近代音乐创作史上具有乐风转机的意义。 

——苏夏《智者的艰难求索》（《人民音乐》2007年第12期） 

西方大师的经典，我们享用了几十年了，理应有所回报。“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我们的回报是拿得出手的。不信，你听听《炎黄风情》。 

——美籍华人学者刘力前《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人民音乐》2007年第3期） 

佛教因有慧能、苏东坡而不再是外来宗教；管弦乐因有《炎黄风情》而不仅再是西乐。 

——台湾作曲家阿镗《听“炎黄风情”小感》（台湾《联合报》1996年3月6日） 

民歌是宝贵的金矿，但是矿石不能登大雅之堂。《炎黄风情》把这些金矿打造成了精美的金首饰，我们才可以在世界各地拿得出手。 

——台湾指挥家陈澄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新潮音乐’蓬勃兴盛的时期，鲍元恺走出了一条中国交响音乐雅俗共赏的路子，引起全国的轰动，受到世界的欢迎，成为中国当代管弦乐创作的一座丰碑。他在‘新潮音乐’的重重壁垒中突围，从作品传播的广度来说，鲍元恺一骑绝尘，领跑了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交响音乐。 

——中国音乐史学者梁茂春《“鲍元恺现象”漫论》（《艺术评论》2014年第三期） 

鲍元恺先生做了范例，他让我们年轻的作曲家眼睛不要完全看着外面。我们的传统是非常丰富的，是一个“富矿”，等待我们很好地去开采。我们学习现代技法不是为了去模仿人家，而是为了把和民族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的现代技法又是民族的才可能是世界的。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说明：要站在我们民族的根这个前提下，来发展我们的交响音乐。 

——杜鸣心2015年4月10日答海峡广播电台记者 

《炎黄风情》将地道的中国民歌素材，以富于色彩与节奏感的西方管弦乐的形式演绎，成功跨越了中西文化，成为一种平衡的支点。这种平衡令人期待。 

Patrick Ruker《深圳交响乐团的中国年大餐》（《华盛顿邮报》2016年2月9日） 

《炎黄风情》是中国民歌在新时代条件下的符号重建，为民歌增添了新的价值。这个新价值不仅仅是由于强调了民族性和地方性，而更是强调了人类对于音乐理解的共性，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找到了一种独特的结合方式，所以才能够风靡世界。” 

——中国音乐学院前副院长杨通八《谈“鲍元恺现象”》（2014年《首届海峡音乐论坛》 

对民族传统音乐的熟悉和挚爱，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强烈的信念和责任，以及对普通听众音乐接受心理的尊重，是包括《炎黄风情》在内的鲍元恺一系列重要作品产生社会影响力的根本保证。这对于中国现代音乐创作要走出相对狭窄的专业圈子，改变现代音乐创作与社会音乐生活游离的现状；对于音乐新作要力争获得尽可能多的听众共鸣，对作曲家严肃的艺术创造活动产生社会影响力的期望而言，《炎黄风情》无疑具有相当明确的启示性。 

——王安国，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国家义务教育及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全国高等师范理论作曲学会会长。 

从第一首《小白菜》到最后一首《看秧歌》，可以看到其中把握和驾驭中华民族多种自然调式和多调性线条创作手法很纯熟，思路清晰，是精品。此外，这些作品的题材、速度、音响变化搭配合理，也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徐沛东中国音乐家协会党组书记2009-2-19关于《炎黄风情》对人民音乐出版社的谈话